02 新法亮点，直击数字经济三大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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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262号（某科技有限公司诉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和264号（某钢铁有限公司诉某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明确了数据权益的可保护性。人民法院认定，网络平台经营者对其收集、存储的数据集合形成的利益受到法律保护。数据处理者依法采集数据，经加工形成数据产品并合理利用，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数据权益的可保护性源于其具备了法律上的利益要素。利益要成为受法律保护的利益，需要具备确定性、合法性以及值得保护性。数据处理者通过投入成本收集、存储和处理数据，形成的数据集合或数据产品具有明显的财产属性和商业价值，具备了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特征。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导性案例中将数据权益作为一种独立的民事权益予以保护，这一做法既体现了对数据权益的独特性的认可，也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更灵活的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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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262号确立了数据获取与使用的合法性边界。该案例明确，未经许可获取并向公众提供相关数据，实质性替代网络平台产品或者服务，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网络平台经营者或者其他权利人合法权益的，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判断标准体现了市场经济学中的“免费搭便车”理论。行为人通过技术手段获取他人数据并提供给用户，使用户无需再访问原始平台，导致原始平台的流量和广告收入减少。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一种不劳而获的寄生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而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263号（某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诉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则确立了三种合法使用情形：基于用户授权的数据转移、不构成实质性替代的改进性使用以及符合行业惯例的关联账号服务。判断数据获取和使用合法性的核心在于是否损害了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以及是否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具体判断标准包括：一是数据获取手段是否正当；二是数据使用是否超出了合理范围；三是是否损害了原始数据提供者的合法权益；四是是否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262号与263号形成了互补性裁判规则。法院在判断合法性时，应综合考量数据性质、技术手段合法性以及对原始平台商业模式的实质影响等多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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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265号（罗某诉某科技有限公司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和266号（黄某欢诉某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强调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最小必要”原则。该原则要求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最小必要”原则体现了比例原则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具体应用。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比例原则要求数据处理者在追求合法目的的同时，必须以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进行，且不得超出实现目的所必要的范围。移动应用在申请权限和收集个人信息时，不仅应当在数量上符合最小必要，还应当在种类上满足最小必要；不仅应当在特定功能上满足最小必要，在整体上也应当满足最小必要。将“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维度从单一的收集范围扩展到了收集种类、功能关联和整体比例等多个层面，丰富了该原则的内涵。

“最小必要”原则的司法适用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包括：个人信息处理的目的是否明确合法；处理的个人信息与目的之间的关联性；处理方式是否对个人权益造成过度影响；是否存在更温和的处理方式等。通过这些因素的综合判断，法院可以在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和促进数据合理利用之间找到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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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265号和266号中，法院指出，企业数据权益的保护应当以不影响个人信息权益为边界，企业数据权益与个人信息权益发生冲突时，应当对两者进行利益平衡。企业数据权益与个人信息权益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主体不同，企业数据权益的主体主要是数据控制者或处理者，而个人信息权益的主体是个人信息主体；性质不同，企业数据权益主要是一种财产性权益，而个人信息权益则包含人格权和财产权的双重属性；保护重点不同，企业数据权益保护重点在于数据的经济价值和商业利用，个人信息权益保护重点在于个人隐私和人格尊严。

法院明确了个人信息权益与企业数据权益的界限，既要保护企业的数据权益，也不能损害个人信息权益。这种区分保护的思路，体现了法院对数据权益复杂性的深刻认知。数据既承载着个人信息，也具有独立的经济价值，不能简单地以保护个人信息为由，忽视数据处理者的合法权益，也不能以保护数据权益为名，侵犯个人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