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规业务如火如荼地开展，各地律师团队慌忙加入战场。客户形形色色，有为政绩者，有为实际者。无论何者，合规业务终将回归商业服务业的本质，以社会价值论英雄。

合规业务的价值在于为企业止损，止损的业绩评价不如创收那样立竿见影，但也能在一年内初见成效。合规业务正值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之际。因此能否快速有效地为客户创造止损价值，就成为一决高下的关键节点。

现行社会框架下，最有资格评价企业是否“合规”的是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体现他们评价的正是司法判决（或裁决）、行政处罚处理意见书。

遵守法律法规是合规管理的基本要求，因此若不能增加判决胜诉率，减少行政处罚案件量，从客户角度合规管理就是几乎失败的，自然合规团队为企业所建设的“合规管理体系”就是无效的。当然，若客户刻意不落实合规管理方案则另当别论。

所以增加判决（或裁决）胜诉率、减少行政处罚案件数量，即“一增一减”就是体现合规管理有效性的重要途径。

（1）调研时应增加并注重客户过往行政处罚案件、司法案例的收集和分析。

（2）合规义务应当以体现“具体操作”的规范为优先选择；以“原则性指引”的规范为次位选择；以“明确惩罚性后果”的规范为通常选择。

（3）合规风险的识别应当以“实际业务场景中是否会真实发生”为标记重点风险的标准。

（4）合规管理措施以控制文件化信息为优先。

收集时应当注意分门别类，分类方法以发生领域做区分，再进行案由分类。分析时应当着重以“本院认为或本委认为”与我方陈述的“事实和理由”进行对照，寻找不被认可的事实。

而后，就该事实在“本院查明或本委查明”项下，寻找不被认可的证据及不被认可的原因，或者寻找缺失的证据。

再后，就该关键证据的形成过程中经手的岗位、流程进行梳理。

若是缺失关键证据的，则应当锁定能够或应该形成该项证据的岗位或流程，并在访谈时询问未形成的原因、背景。以此避免访谈流于形式。

行政处罚案件应收集1~3年内的：警告、通报批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暂扣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案例。

应重点收集（如影响考评、申请、拓展合作的）、相关责任人被内部处分或被上级单位通报批评等有较大影响的案例。

进行分析时应当注重行政处罚发生地的政策或法规要求，以及行政处罚后是否及时依法申请复议或异议。

如有条件还应对经手人、经手部门、或对此有经验的岗位人员进行访谈，了解真实的处罚背景和原因。

调研结束后，将已收集案例依照业务流程单独成表，作为重点管控的合规风险清单之一。

比如以案件名称为纵轴，以归属业务流程为横轴末端。

横轴间列明各有责部门及在该案中因管理缺位造成的影响。当然一个案件可以分别归属于不同的业务流程。

这样的表格就可以成为进一步提出合规管理措施、合规要求的依据之一。

在访谈时，可以与客户一同探讨管理措施或有特色的合规要求如何设计等问题。

合规义务的广度非人力所能及，以最低成本快速找到足以准确判断合规风险的合规义务，是合规团队能否实现高效作业的关键。

因此不应当简单机械式的检索合规义务，而应该根据已完成切分的业务流程，优先检索可以给出明确、具体操作指引的规范。找到此规范后，再以法律位阶为线索，寻求验证和补充即可。

例如对建设施工企业的环保管理流程进行合规性审核时，首先应当检索当地环保处罚的具体案例。

行政执法一般都是依据较为细致的低位阶强制性规范。

此类规范的特点在于通常有具体的执法标准，比如污染气体排放事项，在行政处罚的事由中通常会有比较明确的排放标准。

找到处罚依据，一般就能找到该依据在立法时所依据的上位法，由此以点及面一次搞定。

有时也常遇到无法检索到各地具体的裁判规则、执法标准，此时可以将法律、法规已明确的执法范围、处罚情形以及裁判规则较为模糊的争议点梳理成单独的清单，要求合规部门或业务部门每到一地开拓业务之时，就根据清单列明的执法范围、处罚情形、裁判规则向当地相关部门请求公开、释明。即便是以非官方方式作出的说明，对于后续避免合规风险也是有益的。

这种清单梳理法，也可以作为应对执法标准、裁判规则频繁变化的应对方案，根据具体情况及时予以补充、修改。

例如有同学做工程施工类企业项目时将“五牌一图”作为合规风险郑重其事的加以描述，但现实中如果没有“五牌一图”连土方清运都无法开展，何谈施工呢？

也有同学忽略客户用工环境，错将其他企业重点风险当做自己客户的重点风险大加描述。如营收很好的国企，员工提请劳动仲裁的概率远小于私营企业。若将此标记为重点风险则不但不会引起客户的认同，反而浪费了客户宝贵的“注意力”资源。

所以，遇到可能的合规风险首先应当结合客户在实际业务场景，谨慎的求证，以比较克制的态度去识别合规风险，才符合“效率”与“安全”两重价值的平衡，力求言之有物，不能“草木皆兵”。

如果企业从未发生过拟判定的“合规风险”，则说明该风险之概率极小，这是判断合规风险发生概率的一个参考标准。

一般而言如果该拟判定的“合规风险”如果影响不是特别大的，不应当重点关注，但可以考虑将之存于“合规风险库”之中。

描述合规风险时不能简单以“民事责任”、“刑事责任”来表述。

如工程类企业在工程造价方面的风险通常发生的可能性高、影响大，因此描述其中某一风险时应当尽量做到让项目部的人也能看得懂。比如“若因建设单位设计变更导致施工面增大，工程量显著增加。但未能及时取得建设单位、监理方签章认可的工程量签证单，则会导致公司在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中无法举证，进而影响公司实现对该部分工程款的权利主张，给公司造成损失。”

当然合规风险的识别依赖合规人员丰富的实务经验和直觉，因此也是合规业务的难点和重点。

控制文件化信息不仅是内控的要求，也是事实固定的主要依据，还是公司、个人免责或维权的证据。因此但凡能够形成文件化信息的事项，都应尽量采用文件化信息。

而且文件化信息的控制质量也是能否增加客户胜诉率的关键。

证据管理就是提前控制可能在日后纠纷或追责过程中需要凭借的书证等证据，做到事事有证据，步步有依据。因此，为了落实增加胜诉率这一目标，有必要将文件化信息的控制标准向证据管理看齐，让文件化信息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因此拆解来看，谁负责形成文件？谁负责审核文件的真实性？怎么确保文件的合法性？哪个流程负责生成具有关联性的文件？如果没有做到怎么办？谁来发现文件化信息中的瑕疵？谁来发起补救措施？就成为控制文件化信息形成的关键。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切文件化信息都应向证据管理一样“高标准、严要求”，这当中也应该根据各个企业的具体情况，划定重点管控范围。否则，很难兼顾“效率”与“安全”之间微妙又脆弱的平衡。

市场选择的金标准是“合规服务是否有用”

合规管理的有效性如果能做到让客户可以计算出不错的投入产出比，这应该算是阶段性的胜利。

合规管理的有效性向前推进，就要适当合理的排除人为因素干扰，就要将人从繁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去做只有人才能做的“决策”。

因此，人工智能+合规是个不错的选择。

合规义务的更新、合规风险的基础性识别、内规制度的合规性审查、合规管理流程的效率评价、合规评审的数据报告等或可以假手于人工智能。当然这是在信息安全得以保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