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GC（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算法和模型生成各种形式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等。我国网信办、发改委、工信部等七部门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此有明确的定义。

如今，利用AI工具进行写作、绘画、生成视频等创作活动已经变得极为常见，相关作品在互联网上的占比也日益增加。相应引发出一个在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争议的问题，即AIGC的著作权问题。争议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AIGC是否有“独创性”？在AIGC生成过程能不能体现人类作者的独创思想？要不要坚持作品必须具有“强烈的个性”？对于作品创作过程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必然要求人类付出适当的智力投入，以体现创造性，那么是坚持“额头流汗原则”还是“最低限度创造性”标准呢？二是AIGC的版权归属，在AIGC可版权的基础上AI模型开发者、AI模型运营者和AI模型使用者谁更应该享有著作权？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条及《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的规定，作品需满足四个要件：

①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

②具有独创性；

③能以有形形式复制；

④智力成果。

其中，“独创性”（独立完成加创造性）是核心要件。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AIGC是否符合“独创性”标准、是否具有可版权性以及著作权归属等核心问题，相关认识正经历着从否定到有条件肯定、从分歧到逐步统一的倾向性发展过程。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案例来进行分析。

从上述司法框架和案例来看，我国法院在AIGC的可版权性认定中，倾向于将AI视为一种创作工具，在认定AIGC的独创性时，主要关注创作者是否通过提示词、参数调整等方式体现了个性化表达,更倾向于认为创作者通过提示词、参数调整、风格选择等操作，体现了其智力劳动和独创性选择，因此AIGC可以被认定为作品。

在AIGC的可版权性认定问题上，笔者比较了中美两国的观点，美国版权局和司法实践持更为谨慎的态度，认为仅使用提示词不足以使人类对AI最终生成内容具备足够的控制能力，提示词本质上起着传达不受保护的人类思想指令作用，再详细的提示词也无法完全控制AI的输出，最终AI输出反映的是AI对使用者指令的理解，而非作者自身的表达，也不是辛勤的工作成果或智慧的结晶，不能改变著作权保护的是人类精神文明智慧成果的立法本意。在人类对AIGC进行修改或排列的情况下，美国版权局会进行个案分析，如果满足原创性最低标准，AI生成内容是可版权的。

简单来说美国版权局和司法实践的观点是如果人类仅仅通过输入提示词使用AI来生成内容，则该内容是不可版权的，如果人类把AI生成内容进行再加工，使其满足原创性最低标准，则是可版权的。而我国司法实践倾向于将AI视为一种创作工具，较美国司法实践更为“实用主义”。

笔者认为要想讨论AIGC的著作权问题，首先要厘清人和人工智能的关系，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是多维度的，既包括技术层面的互动，也涉及社会、伦理和法律等多个层面。但笔者坚定的认为AI的工具属性不能改变，AI必然是、只能是人的工具，无论AI发展到何种地步，AI只能是法律上、伦理上、哲学上的客体。

笔者认为现在及可预见的将来，人工智能应当是人类从事创造性实践活动的工具。只有坚持“人工智能创作工具说”，探讨AIGC的性质及权利归属才有意义。同时笔者认为美国版权局和司法实践对“人类作者”严格限缩的观点，隐藏着把AI视为创作主体的逻辑前提，犯了主客体颠倒的错误。

关于AIGC可版权性问题，笔者的观点是作为工具的AI是人类的意志延伸，其生成内容的独创性源自于人，因此在独创性的判断上应与判断人类作品的独创性无异。换句话说，判断AI生成内容的独创性应坚持“内容决定主义”，这意味着我们不应过多考察内容的生成主体和生成过程，而应专注于内容本身。只要AI生成的内容符合个性化表达、体现了智力劳动和独创性选择，那么它就应该被认定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具有可版权性。

关于AIGC著作权归属问题，笔者认为应当遵循民法的一般原则，首先约定优先，在AI模型开发者、AI模型运营者和AI模型使用者三者之间约定或权利声明中明示AIGC著作权归属时从其约定，在所不问；其次在没有约定时由AI模型使用者享有著作权更为合理，理由有三：一是AI模型使用者在创作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赋予了作品独特的个性，付出了大量的脑力劳动和审美判断，这完全符合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激励创作；二是出于公平性考量，人工智能本身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计算机软件作品，除使用者之外的其他主体，通过计算机软件作品著作权的行使和保护，在首次利益分配中已经获得经济回报（如许可费和服务费），无需“二次赋权”和额外激励，把权利配置给交易成本较高的使用者，可以最大限度发挥作品的价值；三是赋予使用者著作权可以促使人工智能产业良性发展，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产业生态圈中，使用者位于消费端，如果不将AIGC的著作权赋予使用者，使用者后续传播和利用作品的成本太高，将导致理性的消费者减少对人工智能产品的购买和使用，从而不利于人工智能产业的良性发展。

AI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技术洪流和时代浪潮，但其工具属性在技术、伦理和法律层面都是不可动摇的。我国司法实践对AIGC可版权性的认定，以及权利归属向使用者的倾斜，既契合著作权法“激励创作”的立法目的，也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未来，随着AI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相关法律规则需要保持开放性，在“保护创作者权益”和“促进技术应用”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最终实现“技术创新—内容创作—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